要在未來避免這種錯誤，我們唯一的辦法就是重新想一想，該用什麼判準來衡量各種不同的成本：包括社會的、環境的、人力的、美觀的、文化的，以及還有經濟的。就這一點上，大眾運輸（特別是鐵路）的例子能給我們重要的啟發。大眾運輸並非一般的公共服務，鐵路也不僅僅是把人從甲地送到乙地的一種方式。鐵路問世於十九世紀早期，正好與現代社會與提供公共服務的現代政府的出現時間重疊；他們的命運是互相緊密交織的。

自火車發明以來，旅行成了現代性的象徵與指標現象。在藝術與商業裡，火車（連同腳踏車、摩托車、巴士、汽車與飛機）都曾被當作指標，來證明一個社會站在發展的最前鋒。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把一種特殊的交通形式視為新奇或時髦的表徵，都是短暫現象。腳踏車只「嶄新」過一次，在一八九〇年代。摩托車在一九二〇年代對法西斯主義者與英國的時髦年輕人是「新奇」的（但是在那之後摩托車就開始成為令人懷舊的「老古董」了）。汽車（跟飛機一樣）在愛德華時代【一九〇一到一九一〇年】是「嶄新」的；然後在一九五〇年代又很短暫地「新」了一次；在那之後，汽車代表許多東西──可靠、繁榮、可觀的消費、行動自由，但是本身不再代表「現代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