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時間夠長，市場就是自己最大的敵人。確實，新政的推行者勇敢地、而且最終成功地讓美國資本主義重新站穩腳跟，但是後來有許多受益者卻成了新政最強力的反對者。不過，儘管市場失靈可能是災難性的，市場成功在政治上也可以同樣危險。政府的任務不只是當一個監管不足的經濟爆掉之後在地上撿拾碎片，也要制止不當獲利的效應擴大。畢竟，許多西方工業國家在愛德華時代的社會改革裡經濟都超乎尋常地繁榮。總體看來，他們當時成長快速，財富也是成倍地累積。但是這些收益分配不良，而這一點比任何其他面向更導致了改革與監管的呼聲。

政府所做的一些事情，是一個人或一個團體無法獨立完成的。因此，儘管一個人能夠靠自己的努力繞著他的花園鋪設一條小徑，卻難以興建一條通往附近城市的高速公路；他也不會願意花這個錢，因為他永遠不能回收成本。這不是新聞。讀過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的讀者會覺得這些話很熟悉。亞當•斯密在書中寫道，有一些特定的公共機構或設施是一個社會不可或缺的，而且「…其收益永遠無法償還任何個人或一小群個人為之投入的花費。」

就算是我們當中最有利他精神的人，也無法獨自行動。我們也無法靠自願性的社團，所謂的「信仰倡議組織」【指小布希總統自一九九九年起提出的政策，主張以聯邦經費挹注「以信仰為基礎的倡議組織」(faith-based initiatives)，讓他們提供社會公益與慈善服務。這牽涉到社福定位、政府直接扶持與贊助特定宗教團體（主要是基督教）的問題，是小布希任內在伊拉克戰爭、反恐與減稅之外最具爭議性的政策。】來追求公共福祉。讓我們假設，有一群人結合在一起，並決議在他們村子中間建造一個兒童遊樂場並負責其維護，主要為了他們自己的小孩，但是也開放給所有人使用。即便這些心胸寬大的自願者能從自己身上籌到足夠的資金來實現這個計劃，還是有問題會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