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提出戰後1960年代，因錄音帶、相機、複製機器等使用工具的方便和演變，改變了藝術家的創作模式。這些物件和空間使用對藝術家來說，不僅只是創作工具的庫房，更是個人冥思、姿態、幻化的身體和精神寄所。針對藝術家工作室的內涵與表象，瓊斯更以檔案化的概念，以「工廠後的工作室之彈道」（Trajectories of the Studio after the Factory），形容作品生產的可尋軌跡。
 
「生產據點：藝術家工作室亮相」一展，便是以個別性的作品、文件、影錄等方式，展示藝術家工作室在創作模式中的功能與角色。這個生產空間應該是藝術家生活、研究、實驗、生產，乃至社交活動的交會據點，它既是現實之區，也是想像之境。作為一個具主題性的展覽方案，此展提供觀者從人類社會學的角度，重新認識當代一些受矚目的創作者，如何在這麼一個物理空間裡虛擬出另一個想像世界。許多觀者在窺視心理下，的確會好奇著藝術家在何種空間內，生產出與眾不同的藝術作品。就像作家的書房或桌面，都是作品形成前的空間背景，本身具有物質文化（Material Culture）的社會意涵。藝術家工作室更是作品的實驗室，於斯時斯地，藝術家不斷增刪修補想像和實體，使此空間成為作品流程的見證場域。
 
「後–工廠化」的藝術年代，許多藝術家不再是單向度的技藝執行者，他們是複雜計畫的實踐者，並多具有跨域的能力。在當代藝術家當中，威廉‧肯撒紀（William Kentridge）是一個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素描、他所創的故事人物、他的動畫、他的工作團隊，都還保持著「自製或有跡可尋」的工作狀態，其工作室等於他的生存生態。搭檔型的藝術家卡巴可夫（Ilya/Emilia Kabakov, 1933-） 夫婦，其工作室更是兩人重要的互動空間，也是精神、生活、工作的分享區。一些新進世代，也沒有因為電子或數位年代而失去工作室這個據點概念。2009年參與威尼斯雙年展的年輕印度藝術家卓普拉（Nikhil Chopra, 1973-），除了繪畫外，也進行攝影、雕刻、裝置等劇場性的語言使用。處在藝術家跨國創作的年代，卓普拉從美國往返印度孟買，其工作室的內容，自然也顯示出一些跨國系統和個人化的物件。